现代行政权的扩张和泛化呼唤强化对权力的全方位制约。
［9］(P56)但社团的兴起却使基本权利主体呈现出个人权利主体与集体权利主体并存的二元化局面。在我国，类似美国协商制定规章的立法还没有出现，但是，立法机关授权社团制定自治规范以及社团自行制定行规行约的现象却是比较普遍的。
所以，如同国家、民族作为国际人权法的集体权利主体一样，社团作为国内人权法上的集体权利主体也是能够成立的。但是，伴随社团组织的勃兴，传统的宪法基本权利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在宪法民主制度方面，社团的兴起使民主突破了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产生了行政民主、社会民主、协商民主的新型民主形式。随着社团的大量兴起，社团的原告资格逐渐被世界各国确认。首先，合作行政使社团与政府处于 相对平等的地位，可以就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协商、谈判，公民作为国家主人地位的价值尊严得以体现。
在法律的实施和执行方面，独立的公益性、职业性社团组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协商民主中，公民社会的参与协商及其所代表的公共意见只是具有政治影响的潜力，它可以影响代议机关的意志形成过程，但最终的立法和决策要由国家代议机关完成。当 时，全场鸦雀无声，大会主持人立即转过头，问主席团成员，怎么办？主席团打破惯例，当着全体代表的面，研究解决办法。
至少依据现行宪法之规定及司法运作之实然，我国的司法部门是无权行使政治性司法权，通过适用和解释宪法而守护宪法与司法无涉。[36] 1974年6月24日，广西兴业县农民谢洪武被公安部门以私藏反动传单为由送入看守所。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认识到法院的这种反监督和制约对于我国宪法所构建的现行司法制度而言是多么的重要。后者分为两级即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和基层铁路运输检察院。
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由此得以确立，且为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确立。二、我国宪法上的司法反观我国，上述之司法嬗变及其与宪法关系上的革命，在我国（限于大陆地区）并未发生。
对同级人大负责的方式一般是在每年一次的人大会议上向其报告工作。[28]解读这一条款，吾人可发现它内涵三个尽可玩味的要点：（1）审判独立并没有受到完全的宪法保障，因为它的独立是依照法律规定，而非宪法规定。当时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通过对此案的一纸判决而确立了司法部门的司法审查权。同时，对于司法独立之核心——法官独立及法官身份保障，我国宪法均未作任何规定。
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3－164页。第八十条：下级法院法官，由内阁按最高法院提出的名单任命之。后来经过认真研究有关法律，发现人大常委会只能听取和审查一府两院报告而不能审议，因此，在征询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后，提出召开特别会议审议法院整改工作报告及2001年工作安排报告。[25]以此为标准，那不管是宪法法院还是宪法委员会在性质上都是行使审判职能的法院，它们与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并无本质区别。
[29]（2）独立审判，并不等同于司法独立、法院独立或法官独立，它仅仅是法院、法官在审判时是独立的。准此，我国宪法上的审判权和域外的司法权可相提并论，但我国语境下的司法权与域外的司法权不可同日而语。
相关探讨可参见沈颖、赵蕾：《铁路法院该姓啥？——从曹大和案看铁路法院改革之路》，载《南方周末》2009年6月4日。进入专题： 宪法 司法制度 。
有关法官的等级、报酬和一般地位等事宜均由专门的法律规定。（一）人大该如何监督法院在种种的司法改革举措中，极少涉及到法院与人大之间的负责关系。但由于在审判之外，我国的法院和法官均未独立，是故，在审判之时法院和法官亦多半难以做到独立。公开，指的是开庭审理之时间、地点对外公布，并允许他人到庭旁听、允许媒体记者采访报道。--------------------------------------------------------------------------------* 本文原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 行政法学》2010年第12期全文转载。在孟德斯鸠的政制理论中，制衡只存在于立法和行政之间，与司法无涉。
在之后的28年里，公、检、法三家谁也不知道谢洪武犯了什么罪。它为认可和推动改革而制定，又因改革而屡屡修改。
法国现行宪法设置的宪法委员会名称虽不叫宪法法院，但其职能和奥德等国的宪法法院大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第七十九条第五款：最高法院法官到达法律规定年龄时退职。
有关此案的评介可参见莫于川：《超期羁押28年案件凸现我国人权法制的软肋——关于谢洪武悲剧的法理与制度分析》，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21]服从多数而不是像专制时代那样屈从少数——君主或贵族——乃民主之特质，但民主之精髓与其是纯粹的多数决，毋宁是尊重并保障少数。
[4]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即规定司法权仅涉及（shall extend to）案件或争议（cases or controversies），[5]没有被诉诸法院的案件或争议司法权就不可能启动和行使——这是人类宪法对司法权被动性的第一次明文规定。有关此案的评论可参见郭国松：《法官判地方性法规无效：违法还是护法》，《南方周末》2003年11月20日。[30]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444页。（2）法官的职权只能基于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和理由予以剥夺或中止。
在双重领导面前如何独立，是否真的能够实现独立，是颇存疑问的，我国宪法政制之如此设计不能不说有深入检讨之余地。同在最高法院之下的专门法院其组织和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
宪法第132、133条就检察院的两个关系即上下级检察院之间以及检察院与人大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规定。这种嬗变最早出现在北美新大陆的新建国家——美国。
[7] [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因为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一直被看作是与法院地位同等的司法部门，所以，它们带有浓厚行政权色彩的执法行为事实上难以受到法院的制约和控制。
而当年五四宪法制定时不用司法权而用审判权有两个比较直接的原因。宪法第124条除了规定法院设置外，还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任期。（3）对公安侦查的监督权。自近代以来的成文宪法一般都有司法制度方面的规范条款，我国百年宪政历程中所制定、颁布的诸多宪法亦不例外。
[25]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28页。托克维尔曾指出：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美国的法官被授予巨大的政治权力，即可以不应用在他看来是违宪的法律。
[32]但《监督法》并没有具体规定人大如何监督法院，在人大与法院之间的负责关系问题上，该法事实上没有作出任何具有新意的规定。但现实中这根稻草过于脆弱根本辜负了他们的众望。
【摘要】 司法制度之核心是司法权问题。在母国英伦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到了殖民地美国则丧失了此等权威及权力，司法通过适用及解释成文宪法（written constitution）、确定法律是什么而事实上使立法至上观念无疾而终、人民至上与宪法至上的立宪新理念代之而起。
